张景昉（1902—1946），原名振清，化名张韬、蕴略、振业，曹店街人。六岁时，跟祖父书声学农桑，诵诗书。其父洪范以农耕为业，兼营花行，还特聘家庭教师，教子读书。后转入新学堂，学习数学、自然科学等。15岁时，其父因病去世，家境日渐贫寒，被迫辍学，在家劳动，业余之时，刻苦攻读，孜孜不倦。民国11年（1922年），在曹店崇实小学任教师。民国14年，弃教从戎，离家出走，到冯玉祥西北军兵团学习，后转入西北军校，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民国1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8年（1929年）春，张景昉受中共组织委派，回家乡曹店开展革命活动。他利用说唱和教武术联系广大群众和青年。在发动和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了“打倒黄、梁、罗（当地三大恶霸），劳苦大众才能活”的口号，并通过“交朋友”、“拜把子”把贫雇农友们组织起来，办起青年读书会等群众性组织。秋，被聘为南召县第三小学（校址在曹店街）教师。白天在校教书，晚上在家里办“平民夜校”，自编教材，给学员讲课。景昉通过观察和个别了解，对思想进步、立场坚定、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学员进行重点培养，吸收为中共党员，发展贾丰臣、职建林、陈聚武、张德志、王金祥、吴胜贤、褚兴林等7人入党。民国19年春，成立以贾丰臣、褚兴林、职建林为组长的3个党小组。年底，创建中共南召县第一支部，张景昉任书记。

　　民国20年（1931年）春节后，辞去崇实三小教师职务，自办义务小学，聘请贾丰臣、张辑堂、张清廉等担任义务教师，发动群众兑物献料，卖掉自己仅有的3亩地，作为办学基金，创办“风麓小学”，并将平民夜校也迁入该校上课。

　　“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昉为抗日图存，决心奔赴抗日前线。是年11月9日，在黑板报上写了告全校师生的离别信，表示：“抗日杀敌，为国雪耻”。临走时，指定贾丰臣为支部负责人，以“志趣”二字为联络暗号，加强联系。他带领党员和进步青年王金祥、吴胜贤、张明新、张洪全等10多人，重返西北军，在第三旅旅部任特务连连长。党组织同意其妻王守荣随军前往作中共地下组织掩护工作。张景昉重视连队建设，讲述军事知识，进行军事操练，开展读书识字活动，还注意政治工作，向全连士兵讲述阶级苦、民族恨，启发其抗日救国的政治觉悟。他虽在部队，但还关心家乡的革命事业，把节约下来的250元（银币）钱寄回家乡资助办学。

　　民国21年（1932年），趁军阀混战之机，率领连队起义，开赴川陕，投奔红军，但被敌人截击冲散，和其战友落荒而走，辗转回到家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22年（1933年）春，为解决贫苦农民的特殊困难，使群众遇到婚丧大事不受地主高利贷盘剥，组织“婚丧互助会”。根据居住的远近，划分五个小组，每组10户左右，一家有事，大家量力相助，所助金额用后归还，不计利息。如吴胜贤、张文贵等因婚、丧大事均得到帮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号召：“一人有事，十人帮；一家有难，大家支援；自己的事自己办，组织起来力量大”。组织以贫雇农为主体，吸收小商小贩和进步人士参加的“农民协进会”，制订会章。张景昉、贾丰臣担任正、副会长，下设10多个小组，开展会务活动。参加者每月交纳会费（实在无力交者免），用以解决会员特殊困难，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帮助农民渡过生活上的难关，不再向地主借“阎王债”。农民协进会很受群众欢迎，要求入会的很多，由曹店街发展到方家冲、南唐湾、东抬头、西抬头、陡坡、兴隆店和东、西小庄等。由于农民协进会的日益发展，积累了一部分资金，将其购买驴拉扎花车、脚踏轧花车和轧面机，委托张洪礼、霍致中办起土布生产合作社，经营花行、轧面铺和杂称行，发展生产，积累资金，以解决党的活动经费和办学资金，同时，还用于改善会员生活。是年，党员发展20多人，新增2个党小组，会员达到200多人。到民国23年（1934年）底，吸收会员500多人，发展党员80多人，以曹店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使党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曹店周围数十里之内。曹店镇长罗郎轩霸占民女，引起群众极大愤慨，中共党员李金友、张九高2人，腰插短刀，夜入罗宅，将民女救出。

　　随着形势的发展，贫苦农民群众要求学文化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送子女上学的人相应增多。凤麓小学的学生增到200多人。河南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罗震，看到家乡民众兴办的小学很有成绩，便拿出50元银币给予奖励。但这笔钱被镇长罗朗轩截压。张景昉追要此款，与罗朗轩发生争议。罗恼羞成怒，唆使公办小学当局组织流氓到风麓小学寻衅闹事，并于翌年4月24日强令查封了凤麓小学。

　　学校被查封后，景昉发动师生在凤凰坡上上课，并怀着极大愤慨的心情，编一首校歌，其歌词是：“我校师生重情感，同甘共苦四余年，不幸遭此大摧残，旧校虽失，新校出现。愿我小朋友，努力前进，精诚团结，其诸人乐味，仍久放光明”。学生及其家长把这首歌当做誓词，当做斗争的旗帜，决心与封建势力斗争到底。广大贫苦农民群众，把曹店镇政府包围起来，质问罗朗轩为何截压奖励凤麓小学的钱款？为何查封学校不让开课？罗朗轩迫于群众威慑，龟缩在镇政府内，不敢出来。凤麓小学校董张志顺、褚盛奎怕事态闹大，出面劝阻，群众归家。罗朗轩以张志顺、褚盛奎“聚众闹事”为罪名，将其押送南召县政府，后转信阳高等法院。张景昉对此事极为不平，积极发动群众，协助张志顺之子张清廉，坚持斗争，以理力争。信阳高等法院终于弄清事实真象，将张、褚无罪释放。

　　民国24年（1935年）5月，中共鄂豫边区委派方德馨来南召指导工作，于是月中旬，在县城南石庙召开中共南召特支会议，传达了工委指示，研究了情况，部署了工作。同时，宣布撤销特支，成立中共南召区委员会，方德馨任书记，整顿党的组织，对党员进行审查，清除不纯分子，纯洁党的队伍，把发展党组织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开辟新的革命据点，逐步发展武装力量，打下游击根据地的基础。方德馨从南召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以曹店、杨树沟、县城、留山、李青店和马（马市坪）乔（乔端）地区为重点，划分成片，加强联系，进行个别教育，巩固组织，发展党员。在发展中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抓好全面工作的前提下，着重抓曹店地区的工作。

　　曹店地区有巩固的群众组织作基础，有较强大的党组织作核心，有久经征战的老革命武装人员张景昉作指挥，因此，曹店地区成为建立革命武装活动的中心。方德馨与张景昉领导和发动贫苦农民群众，向封建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组织农商大众，反对地霸罗朗轩乱收苛捐杂税的斗争；发动广大师生，抗议罗朗轩破坏民办小学的罢课游行；还揭露罗朗轩霸占民女等罪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婚丧互助会及农民协进会。因而，使曹店周围的乡村，逐步成立中共小组和支部，壮大革命力量。

　　方德馨和张景昉经常向党员讲解形势，学习军事知识，培养武装骨干，勘察伏牛山区地形，积极策划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把各地分散的农民武装经过改造，集中起来，组织红军游击小组。在杨树沟由姜宗仁设法构通了农民武装刘建林部，在南河店由张万举联系农民武装张万照部，以及曹店党员李金友、张九高到青山与朱宝林联络的农民武装王立贞部等。

　　由于曹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方德馨的到来，更引起地霸罗朗轩的注意。罗不惜重金、美女、庄田收买叛徒许国英，暴露其中共领导人，并伪造一份所谓“共产党员名单”，欲意栽赃陷害。民国24年（1935年）7月的一天早上，许国英从张景昉家请方德馨到他家吃饭。饭后，方要去白河南姜宗仁处开会，刚走出南寨门拐上小路，罗派的武装人员追上方，进行搜身，并扬言搜出了“共产党员名单”，即将方逮捕。当天下午又在去广店的路上，逮捕了去三贤山前检查工作回来的张景昉。随将张、方送往县政府关押。在监狱中，张、方认真分析形势，对许国英产生了怀疑，并研究对策，商定口供，决心与敌人斗争到底，争取胜利出狱，继续为党工作。　

　　方德馨、张景昉被捕的事件，是南召县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所谓“共产党案”。县长杨必昶开庭审问。方德馨只承认赴洛阳拐曹店探望其叔父的朋友张景昉，不幸蒙冤被捕，所谓“共产党员名单”纯系捏造，是栽赃陷害。张景昉当堂控告罗朗轩在地方上欺压良民，无恶不作，是曹店的大恶霸，并以与罗朗轩有宗派矛盾，指控罗系诬告，陷害好人。

　　杨必昶为寻找张、方的“罪证”，将所谓“共产党员名单”上的人一一传讯，并无一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同时，还当堂揭发罗朗轩的罪恶事实，要求政府惩办罗郎轩，为民伸冤。

　　罗朗轩一招不成，另设毒计。他以“关心”、拉亲戚为手段，强逼李金友在伪造的“悔过书”按手印。李金友识破罗的骗局，以按破“悔过书”表示抗议。罗朗轩将“悔过书”送进县衙，县当局立即出庭审讯。李金友当堂揭露罗假造“悔过书”的真象，并控告罗在曹店作恶多端，列举了24坏，弄得罗哑口无言。县当局最后让叛徒许国英出庭作证。方德馨一口认定根本就不认识此人。张景昉揭露了许国英在国民党肖之楚部抢截副旅长母亲的钱财被通缉的罪恶事实，击中许的要害，使其无言答对。

　　中共鄂豫边委书记张星江获息后，立即来南召，从监狱后窗口与方、张会见，面授机宜，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争取胜利。方、张表示：“请组织放心，绝不辜负党的教育，决不连累同志。”中共南召区委和曹店支部，发动群众，开展救援工作。曹店党支部的负责人，组织200多名群众，联名控告罗朗轩欺压百姓，官报私仇，诬告方、张，陷害好人。同时，公推7名代表，直接到县，保释方、张。再加之县城党组织也组织县中、师范广大师生有力的声援。县当局对张、方案件欲判无据，欲放不敢，无奈只好以“政治犯”为由，押送南阳专署，专员罗震鉴于与张景昉是同学，又是同乡；又知此案牵连同族人罗朗轩，觉得棘手，推之不理，退回南召。县当局于是年冬将张景昉、方德馨、李金友、许国英押送开封绥靖公署军法处。此时，党组织为了营救张、方决定除掉叛徒许国英。经曹店党组织获悉，原来许国英在国民党肖之楚部队时，曾为护送副旅长之母亲，途中劫财潜逃，肖部悬赏通缉。于是，便向肖部告发许国英的下落。肖部派人将许国英从军法处要出归案，押至湖北宜昌处决。

　　河南省绥靖公署军法处在复审中，方、张要求与罗对质。并将罗朗轩等传到开封受审。军法处三次复审，方、张仍坚持原供不变。罗则改变口供，说此案是许国英检举的，他是按政府法令办事的。省军法处认为许国英确系坏人，罗朗轩实属诬告好人，并以诬告为由，将罗关押待审。通知方德馨、张景昉等无罪释放。民国25年（1936年）夏，方德馨出狱后，中共豫鄂边委将他派往汝南地区工作。历任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汝南地委书记、河南省委后补委员等。民国25年（1936年）夏末，张景昉等从开封归来，受到曹店数百名群众敲锣打鼓出寨迎接十多里。

　　张景昉出狱后，于民国25年（1936年）9月，党组织派他到西峡口县立回车第十二高小教书；同时，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其妻王守荣跟随前往，仍做中共地下组织的掩护联络工作。民国26年2月，在贫苦的学生中发展袁肇修、杨继盛和李六经3人入党，建立中共回车小学第一个党小组。是年秋，经组织同意，张景昉利用与薛仲村（内乡别廷芳部下的民团团长）拜把子的老关系，打入西峡口民团。薛仲村团长知道张景昉军校毕业，有指挥才能，任命为团附，负责全团的军事训练。同时，开展兵运工作，恢复了民团中的秘密联系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于是年8月，先后发展王世良（今名王善甫）、杜明燎（今名杜光甫）、王景春（今名王锦春）等党员7人。民国26年春、夏之交，为恢复中共南召地方组织，中共豫鄂边委派联络员樊贺典到西峡口把张景昉请回南召，帮助成立中共曹店临时支部，罗丛任书记。

　　民国26年（1937年）9月，张景昉回到西峡口，继续工作。利用训练民团新兵的机会，主动接近白龙庙学校进步教师刘鼎建（今名高扬），协助刘组织演唱队、出墙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0月，他和刘一起利用“双十节”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平型关大捷”，组织群众开展募捐活动。是年12月，张景昉在党员会上宣布中共鄂豫边省委指示：批准刘鼎建为中共党员。建立“西峡口分区委员会”，任命张景昉为书记。民国27年（1938年）春，介绍王善甫、杜光甫、王锦春到豫南红军游击队工作，又介绍杜青录、杨灵会到竹沟教导队学习。还介绍袁肇修等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民国27年（1938年）4月，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决定调张景昉回南召协助袁宝华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张任县委统战委员，参加“南召县工作委员会”。7月，成立南召县战时服务团，由张景昉负责具体的领导工作。经常参加宣传活动，发动募捐，优照、慰问抗日军人家属等。8月，张景昉任中共曹店区委委员，担任县抗敌自卫团第二区团军事指导员、区文教委员。民国28年曾担任县警察局局长职务。他在班长训练班中，兼任军事教官，要求严格，操练认真，起早贪黑，深入队员之中，活动在操场之上。凡是参加训练的武装干部都称赞说：“景昉真是一个久经沙场，老练英武军事指挥人才！”

　　张景昉还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造福于人民。在自治派的支持下，利用在曹店区任职之机，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动群众，修渠筑坝，改河治地。在劳动中，身先士卒，带头苦干，捡大石头背，肩膀磨烂，也不下“火线”。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实干，北起朱砂铺南河，南到曹店南，挖成一条长5公里的“新民渠”，还筑起一条长2公里，宽1.2米的慢斜拦河坝，改地数百亩，当年就有80多亩有收益。

　　民国29年（1940年）秋，由于“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影响，县内的国民党的右翼分子蠢蠢欲动，控告南召有“共党”活动。此时，张景昉获悉在县政府当录士的共产党员冯金祥有被捕的危险。在一个阴雨的黑夜里找到冯说：“你出事了，马上跟我走。”立即领着冯出了县城，翻过九里山，拂晓，他们走到曹店东岗土地庙前，张景昉对冯说：“敌人这次来势凶猛，你要马上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潜伏就是力量，你出去后，如果是到国民党部队当兵，要和士兵交朋友，做好策反工作。”民国30年（1941年），南召形势更加恶化，张景昉接到党组织的撤离通知后，安全转移到鄂豫边区工作，在边区行署任民政科长。在边区，他曾参加过胡家店抗击日军的战斗。还以景昉的署名，在边区《七·七报》上连续发表过《湘南大捷》的文章。民国31年（1942年）元旦，排演景昉主编的揭露白区黑暗，歌颂边区光明的《逃荒》剧目。在行军途中，总是拉起随身携带的二胡，唱起河南的曲子和坠子，以活跃生活，鼓舞斗志。

　　民国32年（1943年）4月，张景昉在鄂中区寄家信一封，不料被地霸罗朗轩发觉，罗遂使离间计，以密信寄给张景昉，内书：“你近段活动有功，受到上级嘉奖，希继续努力，以报效党国。”信中附有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表格。该信被鄂豫边区党委获悉后，于是年9月，将其隔离审查。由于当时条件不许可，一时很难弄清事实真象，为了党组织和边区的安全，于民国33年夏，将张驱出边区。张景昉忍受极大的痛苦和冤屈，只身回到家乡，了解了事情的曲直，决不能让敌人的奸计得逞。又毅然离别家乡及亲人，返回边区，区党委认真分析了他的情况，解除了疑惑。后在中原突围中，随部队转战到陕南地区。

　　民国35年（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陕南游击区，大部队转移到黄河以北，仅留下王力等少数同志在商洛地区坚持斗争。张景昉作为干部队的一员，也留下同当地游击队结合起来，坚持革命斗争。不久，张景昉身染重病，被组织上安排住进四分区后防医院治疗。名曰医院，实则条件很差，病号散居在群众家里，隔几天院方医务人员去看看病情，给点从山中采来的中草药。张景昉尽管自己的病情严重，双腿浮肿，但他仍手拄拐杖，身挎背包和二胡，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宣传到哪里，用歌曲、戏曲来鼓励战友，教育群众。他还跟王静（枣阳人）学英语（一说是跟王俊学英语）。他满怀信心地说：“将来胜利了，还要建设新中国，多学点知识是有用的。”张景昉的病情稍有好转，帮助群众拾柴、推磨、担水、烧饭。医院所在地的丹凤县老林沟和商南腰庄一带的群众赞誉景昉是：“爱穷人的老八路”。后来，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是年农历10月15日张景昉病逝于老林沟板庙河学沟万章甫家里。

　　张景昉逝世后，群众出于对他的爱戴，把他安葬在学沟的小河之滨，后人称为：“八路烈士坟”。

　　1951年8月29日，张景昉被中南区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2年，在中共南召县委和县政府的关怀下，将张景昉的遗骨由丹凤县迁回南召烈士陵园。1985年，中共陕西省丹凤县委在整风之际，撰写了《一个富有传奇性的战士——张振业传》，作为党课教材，向党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选自《南召县志》1995版）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