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当年在南阳地下工作  曾几度宛属地峥嵘岁月

仝中玉

我是唐河县仝庄人，1927年“四·—二”以前参加革命工作，1928年春在唐河由张友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冬，我从唐河县调到南阳，参加南阳中心县委兼任特委接头处的负责人。

1930年时，领导南阳地区的党组织是鄂豫边特委，南阳地区的革命活动处于高潮。但中央的领导正处在“立三路线”时期，致力于组织武装起义，如桐柏暴动、邓县暴动、杨虎城部队一部分军队起义等，结果都没有成功。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革命力量遭到巨大损失，革命暂时处于低潮，1935年后，地下党的力量逐渐恢复，我们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形势逐渐好转。从1937年到1938年，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革命又走向高潮。

1930年时，南阳城内的革命活动有声有色，南阳宛南公立中学（以下简称宛中）是革命活动的中心。那时校长吴寿青（又名吴祺）所聘请的教员如陈镇南、汪琴声等，都是共产党员。学生党员也不少，我现在能记起名字的有戴肇端、魏士华等。学校有个进步刊物，叫《青光》，宣传马列主义，学生们搞飞行集会，在街头讲演、贴标语、散传单，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1930年6、7月份，我们在杨虎城部队组织武装起义，因反动派对我们进行残酷的镇压，宛中的党员大部分撤离，一部分同志被捕，最后失败了。

1930年冬我从唐河县委调到南阳中心县委时，书记是张星江，委员有张旺午等，我来后共三个人。那时，在宛中我知道还有两个党员（方德鑫和黎明鉴）。南阳省立五中也有两个党员（王黎和沈富洲）。1931年春，两个中学都建立了党支部，宛中的党支部书记是方德鑫，南阳省立五中的党支部书记是王黎，这两个支部受南阳中心县委领导。1930年上半年时，市民中也有了地下党员。在东关开饭铺的有个老段（名字记不清了），这个饭铺是鄂豫边特委的接头处。还有卖馍的李三哥（李合堂），照相馆学徒叶乃生，卖面的田荣泽，东门内石印馆张鸿宾，都是。我到南阳之前，他们都是单线联系，直属南阳中心县委领导。

1931年夏，张星江调到唐河，张旺午调到泌阳，南阳中心县委书记由曹明久担任，委员是孙子栋和我。这时，东关饭铺关门了，各县来特委接头的都到李合堂家。当时李合堂住在宛中前面的南城墙根。

1931年夏秋之间，南阳省立五中支部发展郭以清为党员，其余的我记不清。这年冬天，省立五中学生为反对法西斯军训，闹了一次学潮，进行罢课。致使党的组织暴露，王黎等三个党员先后离开学校，党支部的活动就此结束。这次学潮，是曹明久同志直接领导的。

1931年冬，宛中党支部由于方德鑫工作不慎，丢失了文件，写标语也被敌人发觉，方本人被捕。方德鑫的文件是在下操时丢失的，他到东关向我汇报说：怕出危险，想离开学校。当时我认为丢失的文件是被学生拾去的，敌人没有亲手抓住，不一定会出问题。另一种想法是宛中的党员少，不想让他离开学校。方德鑫在被捕的前一天晚上，已感到情况紧张，他和进步同学赵汉章离开了学校，准备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因为没有找到人，又返回学校，在半夜时被国民党捕去。

方德鑫被捕后，在敌人严刑审讯下，他承认传单是田荣泽给的，因此田也被捕。敌人把方德鑫、田荣泽关押在一起，田责备了方。方决心翻供，在敌人多次严刑拷打下，方坚决不承认以前的口供。后来，方家花钱将其保出，田也被保出。

在方德鑫被捕后不久，黎明鉴也离开学校，宛中党支部从此停止了活动。

1931年10月，曹明久调到红军当师长，南阳中心县委由我和孙子栋主持工作。1932年初，边区党代会结束后，由我任南阳中心县委书记。同年秋，陶汉三调南阳中心县委，和我一起工作。不久，孙子栋被郝久亭开除党籍。

1932年初，中央派沈宗源到南阳鄂豫边特委，接着，在湖北枣阳琚家湾一带召开了一次全边区的党员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改组鄂豫边特委，成立鄂豫边临时省委，沈宗源任书记，郝久亭任宣委，委员有陈雪怀、宋良由、张星江、王君恩、程克绳等。这次会议将要结束时，第四次围剿开始了。国民党以大量的兵力进攻鄂豫边苏区根据地。这时，沈宗源既不和其它委员商量，又不通知地方党组织，就擅自决定把鄂豫边苏区红军主力带往鄂豫皖苏区。行至襄花公路（襄阳至花园）南边时，正遇敌人自北而南向苏区扫荡。沈宗源没有把红军带走，又转回苏区。这时省委成员和地方党组织的同志对沈的行动进行了批评。以后，沈宗源在斗争艰苦的情况下，又第二次自由行动，跑到中央（上海）去了。不久，听说中央将沈开除了党籍。

边区党代会结束后，张星江、阎超民回唐河，张旺午回泌阳，杨一平回镇平，我和郭以清回南阳，我仍担任南阳中心县委书记。

沈宗源跑回上海后，鄂豫边省委书记由王君恩接任，委员有郝久亭、宋良由、张星江、陈雪怀、程克绳、陶汉三等。

1932年大约6、7月份，敌人攻下了鄂豫边苏区根据地。王君恩、吴寿青、曹明久牺牲。郝久亭、宋良由、陈雪怀、陶汉三回到南阳，住在北关大街。从此，鄂豫边省委又迁回到南阳。

1932年秋，南阳省立五中有党员陈长德、李庆祥等。陈长德和南阳中心县委住在一起。我们就是以他上学的名义，租了东关一间房子。关于南阳乡师、省立五中的地下党支部问题，我记忆不清，但组织了支部是肯定的，属于南阳中心县委领导。

大约在1932年（月份记不起），张鸿宾（地下党员）、张鸿池二人被捕。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率领从鄂北襄、枣（原苏区）经过，国民党刘镇华、刘茂恩兄弟二人驻军南阳和襄阳，刘镇华一个旅从襄樊出兵阻击，没有占领阵地就被我军击溃。因此刘镇华就把张鸿宾、张鸿池二人在狱中绞死。张在狱中，当时未听说供出当地组织和党员同志。

1932年或1933年（月份记不清），一天晚上，有人叫李合堂的门：“三哥开门。”李开门后就被敌人逮捕。敌人审讯时李合堂说∶“三哥就是暗号。”（这是听他爱人说的）李在狱中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出狱时间也记不确切。从他被捕到1933年6月我离开南阳，一直没有和他见过面。

1933年夏，由于叛徒王星阶告密，鄂豫边省委、南阳中心县委机关和南阳县乡师、省立五中的党支部都遭到破坏。叛徒王星阶带领特务到中心县委机关（在南阳市东关）逮捕了杨一平（在省委破坏前，省委调镇平县委书记杨一平来南阳任南阳中心县委书记），学生党员陈长德在放学回家时被捕，省委书记宋良由到中心县委机关去被当场逮捕。在审讯时，宋良由供出了郝久亭，第二天郝在省委机关被捕。从此，鄂豫边区党组织就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我和陶汉三也就离开了南阳。

为了继续革命，我经过一个多月的串联，于1933年7月，在新野樊集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旺午、陶汉三、杨文彩、刘毅然等，张星江因提前一天到樊集，没有和我们接上头，所以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原来计划在船上开，因当地群众把我们当作贩运大烟的土客进行搜查，就改为从新野步行到南阳汉冢的途中，边走边开。这次会议产生了鄂豫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星江，组委仝中玉、宣委张旺午，委员有杨文彩、陶汉三，不久，杨文彩脱离革命，跑到福建投靠国民党部队了。陶汉三住新野，兼顾枣阳的工作，但陶汉三在回枣阳时，被敌人逮捕，后病死狱中。

1934年初，张旺午到确山徐中和家，碰到了王国华。张旺午介绍了鄂豫边区工作委员会的情况，通过王国华和河南省委取得了联系。不久，王国华和张星江到中央参加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鄂豫边工委也和中央取得了联系。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委遭到了破坏，又和中央失去联系。这样，王国华就带领周骏鸣、李子建、小邓到鄂豫边区工作委员会。1935年秋，王国华和张星江商量，改鄂豫边工作委员会为鄂豫边省委，书记张星江，组织仝中玉，宣传王国华。

1935年夏，鄂豫边工委在桐柏平氏南山召开一次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工委有张星江、仝中玉，唐河县有贾恒坦、张西奇、任清华，泌阳县有高子扬，新野县有高书习，桐柏县有王立松。当时红28军有7个伤兵，一个连长住在南山上，连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原计划会议只开一个晚上，天明即散会，但结果开了一天两夜。在第二天晚上开会后，同志们正在睡觉时，突然遭到地方民团的包围，当时被捕的有高子扬、贾恒坦、张西奇、高书习、王立松和红28军的6个伤病员。红28军参加会的连长晚上脱险，第二天晚上他回到这个村庄，本想通过当地群众找工委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当场牺牲。

1936年春，鄂豫边省委成立了红军游击队，开始只7个人，指导员张星江，队长周骏鸣，4月份（阴历3月3），游击队在桐柏平氏夺枪胜利的归途中，遭敌截击，张星江和另一队员牺性，周骏鸣负伤。张星江牺牲后，省委书记由我担任，组委王国华。

1936年9月，王国华和周骏鸣、小邓组成了一个新的鄂豫边省委，省委机关设在泌阳王庄。书记王国华，组委周骏鸣，宣传小邓。这时红军游击队队长陈香斋，指导员仝中玉。

1937年3月份，鄂豫边省委文印室设在王店南馆驿村，因保密不够，遭到东北军驻王店部队的破坏，当时逮捕了我们三人，记得有乔全义（南召县人）、王泽民（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

1937年3月底，姜宗仁和小邓住在泌阳高大娃家，第二天他们三人去找王国华，经过一个山头时，和东北军遭遇而被捕。姜宗仁在王店被释放，高大娃病死在开封反省院，小邓到“七七”事变后释放政治犯时获释。

4月份，周骏鸣往北方局汇报工作，敌人发觉了省委机关的所在地，使省委遭到破坏。当时被捕的有李子建和叶县的老钱等6位同志。王国华不在机关，没有被捕。李子建因和驻军拉关系，敌人认识他，捕后即释放。

6月，王国华、周骏鸣、胡龙奎和我等在一起商定，由我任鄂豫边省委书记，胡龙奎任组委（从延安派来的）。一个月后，北方局派刘子厚来担任统战部长，周骏鸣继续担任红军游击大队长，由王国华任指导员。那时，红军游击大队有100多人，90多支枪，张明河也在游击队工作，他是3、4月间由北方局派来的。

9月，中央派朱理治、林凯、陈少敏、刘子久、谢邦志组成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组织部长林凯，青年部长谢邦志。

9、10月间，信阳国民党专员武旭如带领1000多人向我游击队进攻。这时，鄂豫边省委和游击大队商量，为了在政治上和敌人斗争，决定派刘子厚、张明河到开封参加谈判。因为我们鄂豫边省委游击队是公开的，所以中共河南地下省委就主动和鄂豫边省委取得了联系。以后，河南省委把鄂豫边省委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决定改鄂豫边省委为鄂豫边特委，受河南省委领导。我任书记，统战部长刘子厚，组织部长胡龙奎，河南省委派到鄂豫边特委的代表林凯也参加特委。当时特委没有固定的地点，长期活动在泌阳以东地区。

10月间，鄂豫边红军游击大队改为中国红军豫南独立团，团政委王国华，团长周骏鸣。到12月间，独立团打开竹沟。1938年初，红军豫南独立团改为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队。2、3月间，8团队开往前方，由林凯任团政委，王国华调地方工作。

1938年1月份，中央派王胜荣任鄂豫边特委副书记，我到长江局学习。这时特委书记由王国华担任，并兼留守处主任，统战部长刘子厚，宣传部长李子建，秘书长李炳之。我学习4个月回来后任组织部长。5月，中央派危拱之来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到8月间，我调延安学习，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