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然，原名刘绍周，社旗县关帝庙村（原属方城县）人，生于1906年9月，192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宛东区委书记、方城县委副书记、方城县人民民主政府县长等职。

刘绍周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在本村私塾读书，后在赊镇第二小学、郑州美术写真传习所学习。1927年2月，刘绍周投笔从戎，到国民党陆军16师62团当营部司书，适逢我地下交通员张爱民被俘，审讯中，刘绍周感其勇，慕其节，便设计放之，从此二人成为挚友。在张爱民的启发教育下，刘绍周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同年末，他借病返乡。从此，寻找党的组织便成为他追求的目标。

1929年7月，刘毅然在赊镇第二小学暑期补习班学习时，该校校长王慈如、教师王子厚（均系中共地下党员）看他勇敢、正直，常常自告奋勇去街头演讲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北伐战争的意义，便介绍他到赊镇地下联络点帮助工作，经过培养，由王子厚介绍入党。刘绍周入党后，积极开展党的工作，1929年底即担任了宛东区委书记。

  1930年10月，豫西南和鄂西北两地党组织合并后，建立了鄂豫边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鄂豫边特委在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与时同时，在白区发动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开展各种斗争。 12月，时任宛东区委书记的刘绍周、党员李治华，为欢迎红九军打开唐河县城和建立县苏维埃政府，积极书写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不慎被赊镇驻军拘留，因驻军没有掌握真凭实据，刘绍周经组织营救获释，但已无法继续在赊镇存身。

1931年初，在鄂豫边特委领导下，中共南阳中心县委为拓展党的活动区域，派刘绍周到方城县开辟党的工作。他到方城后，首先找到在拐河教书的中共党员张松波，商讨到方城开展工作的行动。两人从拐河回县城时，途经分水岭，他们爬上山头，举目远眺，一种弄潮浊浪的激情油然而生。他对张松波说：“我们今天虽然还处于黑暗之中，但我们的前面已有无数火把闪亮，我们的工作虽然艰辛却充满了希望，闹革命决不能半途而废，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至到革命胜利。就在这里，刘绍周为了表达彻底革命的决心，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刘毅然。从此，刘毅然就象他的名字一样，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1年春，刘毅然通过关系打入国民党方城县政府举办的地方自治训练班，受训3个月后被分配到陌陂区当区员（相当于现在的副区长），他的同班好友李明德任该区区长，这给他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农民没有受教育权，妇女的地位低下得甚至要裹脚才能生存。即使种地，由于9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极少数（不到全国总人口10%）的地主、富农手里，农民无地、少地，只得向地主豪绅租种土地，租地要向地主交押金，交收成60%以上的租子，还要交纳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这样一来，丰收年景，农民勉强还有饭吃，如遇灾荒，老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当时流传的民谣，如“穷人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夹在当中吃不消”、“穷人眼前三条路，逃荒、要饭、坐监牢”、“老阴天，心发酸，官府一天来要几次捐。税捐交不上，先挨枪托后挨鞭，绳捆索绑衙门进，有进无出命归天”，就是农民生活境遇的真实写照。要想改变农民的悲苦命运，只有从最低层唤起民众起来闹革命。

刘毅然到陌陂后，为唤起民众，打破封建思想对农民的束缚，他以区员身份作掩护，在全区开展了改庙办学、号召妇女放脚等活动。春荒季节，为了解决农民无粮缺吃的现状，刘毅然出谋串联饥民，以借粮为名，抢了杜庄村（在今二郎庙乡）一家地主的粮仓。事后，附近农民纷纷效法，先后有20多个村庄开展了向地主抢粮度荒的斗争，在全县引起了巨大反响。春末，刘毅然安排地下党员张维汉、李子久到陌陂小学教书，介绍区丁刘振海等人入党，建立了中共陌陂支部，刘毅然任支书，下辖陌陂、关帝庙两个党小组。党支部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解除农民的痛苦，便发动和组织农民向地主开展“抗押”斗争。地主为了将官府的捐税重负转嫁给农民，便利用农历十月初一当地传统的辞佃或者续佃日之机，提高租佃押金数额，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于是，陌陂党支部就发动和组织广大佃农向地主开展“免押”和“退押”斗争，少数对抗的地主被佃农拉到区上评理，刘毅然以区员身份，在区政府大院内进行公开评判，当场斥责地主无理取闹，支持佃农们的正义要求，灭了地主的蛮横气焰，长了农民的志气。

  在“抢粮”和“抗押”斗争胜利的鼓舞下，该区望花亭等村农民组织起“好人会”(农民协会性质)，公开抗粮抗捐。官府派人到该村催要粮款、勒索财物时遭到“好人会”的抵制。地主豪绅对农民的革命行动又怕又恨，向国民党县政府告发李明德对刘毅然支持群众造反制止不力。县政府随即将李明德调离，派田尧卿接任区长。田尧卿与当地豪绅勾结起来对刘毅然进行监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怒潮。陌陂街头亦贴出“打倒小东洋!”“日寇必须滚出中国去!”等标语。这些标语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田尧卿深感恐惧，声称陌陂街“有共产党活动”，图谋将刘毅然逮捕。刘毅然得到这个消息后便离开了陌陂，其他党员留下转入更隐蔽的斗争。

  刘毅然离开陌陂后来到县城，利用国民党县保卫团总团部扩充人员的机会，通过总团部队长谢慎斋的关系，担任了总团部文书，并将共产党员刘振海由陌陂调来协助开展工作。1932年夏，刘毅然、刘振海分别在士兵中发展李信昌、兰金昌、王玉亭、范德平、杜春元等人入党，建立了保卫团党小组。刘毅然又介绍教官赵英凡、总团部队长谢慎斋入党，加强了党的力量。

 刘毅然在努力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斗争。1932年春夏之交，国民党方城县车马局为给国民党驻军运送物资，在县城扣留了200多辆牛车候差。车户们眼看到了焦麦炸豆的时刻，个个心急如焚，又求救无门。刘毅然便深入车户，秘密串联，发动他们组织起来向县政府请愿。为了保证请愿的顺利进行，刘毅然特别安排时任县政府政务警察队队长的赵应凡设法支持车户们的行动，使请愿队伍顺利冲进了县政府二堂，与县长赵良卿当面进行理论。赵无言答对，只好下令释放全部被扣车辆。这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同国民党地方政府斗争的勇气。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和农民斗争的开展，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加强了对方城县党的工作的领导。1932年8月，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陈雪怀到方城指导工作，在县城东关赵家坟召开保卫团总团部党小组和师范党小组党员会议，宣布建立了中共方城特别支部，书记刘毅然。特支建立后，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将师范党小组的部分党员调入了总团部党小组，加强了我党对这支武装力量的控制。

  12月，正当特支的各项工作顺利展开之际，党员马岚轩不慎暴露，在敌人的追逼下供出了特支党员刘毅然、高寿鹏、赵英凡、郭明久、谢慎斋的身份，国民党县党部大为震惊，但国民党县党部和保卫团总团部的要员都怕此事张扬出去会被扣上“通共”的罪名，不得已便秘密通知上述人员马上离开方城。

  1933年1月，刘毅然、赵英凡、郭明久转移到南阳县博望区，3人通过社会关系由该区保安队队长郭荣广安排到保安队工作。刘毅然等人又发展保安队分队长杨文华和士兵陈国正入党，建立了博望党小组，刘毅然任组长，该小组直属南阳中心县委领导。同年6月，由于原南阳中心县委委员王星阶叛变，鄂豫边临时省委和南阳中心县委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当王星阶带领国民党特务到博望镇逮捕刘毅然、郭明久、赵英凡时，幸由该区保安队电话兵报信，3人得以脱险。敌人没有抓到刘毅然等人，恼羞成怒，便把保安队长郭荣广抓起来。为营救郭荣广，刘毅然曾秘密潜入南阳，串联朋友多方申辩，要求保释，不幸的是，营救没有成功。不久，敌人以“通共”罪名将郭荣广枪杀于南阳县城。

   刘毅然回到赊镇后，根据鄂豫边临时省委书记仝中玉的通知，前往新野樊集参加边区党的紧急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共鄂豫边临时工委，继续领导边区党的工作。为了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临时工委决定派刘毅然到郑州与中共河南省工委接组织关系。刘毅然途经信阳车站时，给在武汉学习的谢慎斋发了一封信，信上写道：“生意做赔了，希望见信来此一谈。”信后署名“一眼”(毅然谐音)。谢慎斋接信后立即赶赴信阳与刘毅然见面。二人叙谈了脱险后的经过，对郭荣广被敌人杀害深感痛心。临别时，谢慎斋送给刘毅然40块银元作路费，并问：“今后你要过一段艰苦的漂泊生活，思想怎么样?”“你放心，除死无大难，至穷到要饭，我死也不会变!”刘毅然以纯朴的语言表达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义无反顾的斗争意志。到郑州后，他经过多方面的周折，终于与河南省工委交通员张久成接上了关系。1O月14日，刘毅然从郑州返回途中，在泌阳县五里铺与中共泌阳地下党联络员王稳接头时，误与一个同叫王稳的反动地主接上了头，结果被该县第一区区长搜去中共河南省工委写给鄂豫边工委宣传部部长张旺午的秘密信件和宣传刊物，遂遭敌人逮捕。

  刘毅然被押到县城，敌人逼他交出地下党组织名单，他只说是在路上拾的包裹，不知何物。敌人使用了压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各种酷刑。刘毅然腿骨被压断，一连昏死数次，但他坚贞不屈，始终保守着组织机密。1934年1月27日，国民党河南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刘毅然有期徒刑8年。刘毅然先后被关押在徐州陆军监狱，开封反省院，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才被释放，还留下一个交由国民党方城县党部管训的尾巴。他回方城时已是骨瘦如柴，一身疾病，仅是能动而已，只好回关帝庙老家治病休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及时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钢铁长城，保卫祖国、抗击侵略者。平津大学、中学的学生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南下，宣传群众，抗日救亡。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随之席卷全国。同年冬，方城在外地求学的学生纷纷返乡，平津流亡学生也来到方城，在中共南阳特支的指导下，他们出壁报、搞家访、组织演出、开展募捐等，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建立了方城县抗日救亡宣传团。

  面对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新形势，还在病榻上的刘毅然再也呆不住了。他拖住尚未全愈的病体，一拐一瘸地回到方城县城，融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之中。

  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的同时，党的组织也得到秘密的恢复和发展，1938年2月，恢复了刘毅然的党籍，并派刘毅然去赊镇做恢复党的工作。由于方城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中共方城区委和中共方城县委，党的组织由县城扩大到农村和山区，还派党员打入国民党方城县军事部门，掌握武装力量，准备方城沦陷时，在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方城县政府组建常备营时，中共方城县委为掌握这支武装力量，在该营组建的过程中，派刘毅然、谢慎斋、翟化民等党员打入其中。1939年夏，进入常备营的中共党员已有6人，建立了中共常备营支部，刘毅然任书记。后常备营中党员发展到20余名，上至营长(谢慎斋)、下至传达长(杜春元)、两个连长、四个连政训员都是共产党员。而国民党的组织在常备营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国民党方城县党部发觉这一情况后，追问营长谢慎斋，叫谢慎斋说明刘毅然的情况。谢慎斋说：“你们说他是共产党，他除写几个字外，别无任何活动，如果有什么差错，我完全负责。”弄得县党部只好草草收场。事后，常备营党支部为了组织不致暴露，让刘毅然离开了常备营，支部书记改由谢子瑞担任，继续组织党员开展活动。

  由于刘毅然出狱时间不长，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员，又受着国民党方城县党部的管训，不适宜做党的区委、县委的领导工作，但他仍然是中共方城地下党的领导干部牟子翰、侯义方以及翟化民、谢慎斋等人的主心骨，凡重大问题，都要与刘毅然秘密研究决策，实际上刘毅然在区委、县委中依然起着核心作用。

  1941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截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情报，为了不使河南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决定撤退河南地下党区级以上干部，不能撤退的停止组织活动，留下的党员要隐蔽转移，等待时机。同年10月，中共南唐方中心县委向方城县委传达了上述意见。撤干后，党的组织虽然停止了活动，而原县委的领导成员牟子翰、侯义方以及刘毅然，仍在党员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他们在日益加剧的白色恐怖下，同国民党党、政、军、特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从而掩护了广大党员，并营救了一部分被捕党员，为党保存了力量。

  1945年方城沦陷期间，刘毅然、翟化民组建一支7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活动在许南公路及其两侧，先后炸毁了许南公路上的蔡庄河、脱脚河两座桥梁，割去电话线3000多斤，使敌人的交通、通讯联络经常中断，还在公路上多次袭击日军车辆。智歼日伪蓝工队150余人。这一时间，刘毅然、翟化民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与叶方舞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叶舞支队和共产党员胡子和等领导的方城西部抗日游击队相互配合，灵活机动地打击日伪军，在方城抗日斗争史上书写了璀璨的一页。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县党部为了监视、管训刘毅然，名义上派其在国民党县临时参议会掌管文牍工作，实际上进行了严厉“管训”，强制每周向国民党县党部汇报一次“近日言行”，禁止一切“轨外”活动。即便如此，刘毅然仍然坚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利用与参议员杜丽泉(地下党员)同住一室之机，两人秘密学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商讨党的工作，向县政府开展反“提案”斗争。他们联络多数议员，据理否决了国民党方城当局出于反共防共目的强迫民众填发“国民身份证”、强制购买枪支、扩充联防后备队和修筑城防工事等议案。

  1946年，针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决定向国民党统治区派出一批骨干力量，恢复和加强党的地下工作，以配合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按照这一决定精神，原撤退到延安的河南地下党干部姜宗仁、王正、孙鼎、王晓舟等人被中共中央组编为河南地下党工作队(后改豫西南地下党工作队)，于1946年冬和1947年春，相继回到豫西南。1947年5月，成立了中共豫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姜宗仁、副书记兼军事委员王晓舟、组织委员王正等。在此期间，通过王正、王晓舟对方城地下党的考察，认为牟子翰、刘毅然、侯义方在埋伏期间不仅没有出现政治问题，还同30余名地下党员保持着秘密联系，利用公开合法身份，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锻炼了干部，保存了革命力量。1947年7月，王晓舟代表豫西南工委召集牟子翰、刘毅然、侯义方开会，正式宣布恢复中共方城县委，牟子翰任书记，刘毅然任副书记，侯义方任委员。并明确县委的任务：“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发展武装，迎接解放。”党组织的恢复和新的斗争任务，使方城县长期埋伏的地下党员精神振奋，激情满怀。他们以新的姿态、新的方式，同国民党方城地方当局展开了新的斗争。会后不久，刘毅然到陌陂酒店一带发动群众，很快串联发展地下武装50多人枪。

  1947年11月5日下午，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兵团九纵二十五旅到达拐河镇，方城城区一片混乱，国民党县政府和地方团队慌忙弃城而逃。当晚，解放军进入方城县城。城关广大居民亲眼目睹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帮助百姓打水、扫地，无不欢欣鼓舞。

  11月13日，走投无路的国民党县长王敬修、自卫总队总队长马廉府，忽闻敌二十师从舞阳向方城县城移动，遂向县城靠拢，妄图与敌二十师会合。22日晚，陈谢兵团四纵十一旅三十一团将其突然分割包围，发动攻击，经短暂战斗，除副总队长白桂煊带100余人逃窜外，歼敌740多人，生俘马廉府以下400多人。马廉府在押送途中逃跑，只身逃到开封向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刘茂恩求救，被刘以弃城逃跑罪处决。

  11月中旬，陈谢兵团司令员陈赓在泌阳羊册委派四纵十一旅政委胡荣贵、副旅长刘丰，到方城组建豫陕鄂第七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下旬，胡荣贵、刘丰带领十一旅三十三团来到方城。中共方城县委副书记刘毅然、委员候义方主动与胡荣贵、刘丰接上组织关系，并向地委汇报了方城地下党的组织情况，要求分配新的任务。胡荣贵、刘丰向刘毅然、侯义方传达了陈谢兵团前委关于在方城建立地委、专署、军分区的决定以及管辖范围，要求地下党员勇敢地站出来参加组建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工作，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努力做好战勤工作。次日，地委领导同志同刘毅然、侯义方具体商讨了组建新的中共方城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和地方武装问题，其领导成员由部队干部、随军来的华北地方干部和方城地下党员组成。

月底，方城县人民民主政府在县城黉学成立，县长刘毅然，消息不胫而走，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共产党刘瘸子当上县长啦”。共产党员、党的积极分子、贫苦农民纷纷报名参政、参军，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建立起9个区政权和区武装，约2000多人枪。县人民民主政府暂设小史店，后迁古庄店的老安庄、草店、荆庄。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开展对敌斗争，保卫新生政权，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迅速建立了县独立支队和公安队、县大队。在建政和建立地方武装的工作中，中共地下党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有4人担任了县级职务，15人担任科区级职务，其他多数党员在基层工作中也都发挥了骨干作用。胜利的大好形势使地下党员、广大翻身农民欢欣鼓舞。

  但是，任何反动的东西，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就在人民政权和人民地方武装建立的同时，被打倒的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恶霸地主、土匪等残余势力，也暗地串连起来，拉起了1000多人的反动武装，建立了反动的县区乡流亡政权。他们以敌南阳第十三绥靖区为靠山，流窜于博望以南的辛店、盆窑、英庄一带，不断窜回方城杀害我基层干部和翻身农民，大肆抢掠财物。我军一进驻方城，他们又窜回南阳，这种拉锯局面持续将近一年，至到1948年11月4日王凌云放弃南阳向南逃窜，局面才渐趋稳定。在此期间，曾发生了券桥战斗、拐河战斗、达店事件、榆林坪事件和韩岗事件。

韩岗位于古庄店南山。县委、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后，曾一度设在这里。1948年5月17日，国民党军第十一师搜索营200余人，趁阴雨蒙蒙突然包围了韩岗村，县作战指挥部立即命令赵河、陌陂区干队和县公安队迎击敌人。由于人民地方武装只有40多名战斗员，使用的又是旧式步枪，敌人全部是美式装备，战斗进行四五分钟，因力量悬殊，区干队战士们甩出几棵手榴弹，趁烟雾弥漫之机后撤。撤退中，公安队队员顾云亭的腿被打断，战友李长江一手挽其臂，一手提抢要带他走。顾云亭十分坚决地说：“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否则咱们都走不了，我掩护你们撤退。”同志们无奈，只好忍痛离开。敌人上来了，顾云亭猛然站起向敌人甩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他自己也不幸多处中弹牺牲。

  区干队和公安队战士退到村西南角3户农民家里继续顽强阻击敌人，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在赵河区干队指导员毛小民和公安队战士李长江的掩护下，翻墙向北转移。敌人砸开大门冲进院内，毛小民退到屋内继续还击，最后弹尽被俘。当敌人问他是什么人时，由于他的服装和口音(系河北老战士)无法瞒过敌人，就昂然回答：“我是指导员!”在敌人包围圈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县作战指挥部决定立即向东北杨楼方向突围。敌人发觉后，用火力封锁，突围的同志们边打边撤，有5名同志中弹牺牲，绝大多数冲出了包围。出村后，县长刘毅然因腿瘸，转移有困难，便说：“你们赶快撤退，不要管我。”遂隐蔽在麦地里。当天下午，突出去的同志们在县委书记周宇博和副县长晋量子的带领下，经杨楼到方城与舞阳交界的榆树沟隐蔽。这次战斗持续约1个小时，牺牲1O人，重伤4人，损失枪20余支。

    战斗结束后，敌人把被俘的同志和未突围出去的同志、村中男性青壮年以及在押犯共80余人，带到栗树坟村东头，命韩岗村一小孩出来认人，叫出名字的放了回去，叫不出名字的36人。敌人问毛小民：“哪些是你们的人?”为了保护同志们，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的同志都突围出去了，这些都是我押的犯人。”敌人无奈，只好把36人都带到县城，关押起来。

    当晚，敌人对被抓的人逐个审问，严刑拷打。第二天上午，将19位同志拉到县城东关河滩里，并将坚强的赵河区干队指导员毛小民、队长胡文斌、公安局秘书申成玉、公安队队长张中瑞、战士高文生等8位同志枪杀，其余的被拉走当脚夫。

敌十一师窜犯方城期间，国民党的地方残余势力也纷纷窜回。烧、杀、抢、掠，进行报复。一些基层农会的不坚定分子动摇叛变。一时间，方城上空阴云密布，血雨腥风。

方城县草店区老安庄农会主席张小怀，是县人民民主政府在老安庄进行土改试点时培养的积极分子。韩岗遭遇战发生后，地方反动势力嚣张，他同草店区政委杨志、农会主席廉金隐蔽在该区南山凉水泉村外一个山洞里。在敌县长宁金章派出的李兆峰、马金亭(敌乡长)、安国俊(敌保长)等人的威胁、利诱下，张小怀携带农会28支枪投敌，并出卖了杨志、廉金和刘毅然。5月19日，张小怀对杨志、廉金说形势已经好转，骗杨志、廉金2人离开山洞到凉水泉廉国杰家，被事先埋伏的敌人包围。杨志在与敌人搏斗中牺牲，廉金被捕。惨无人道的敌人割下杨志的头颅挂在村中的树上恐吓群众。张小怀又带领敌人到后李庄逮捕了刘毅然。敌县长宁金章派人将刘毅然、廉金关押在敌第十三绥靖区军法处，王凌云曾派参议朱希安劝降，遭到刘毅然拒绝后，又施以酷刑，将其胸部肌肉烧烂，刘毅然坚贞不屈。敌人无奈，在夜间用汽车将他载至南阳西北门外用刺刀刺死，就义时42岁。

刘毅然同志从参加党组织到被捕牺牲，历经20年。他领导的方城地下党组织，曾5次遭受破坏，他曾3次被捕，两次受酷刑。刘毅然为共产党的组织在方城的建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历尽了艰辛，无论是在敌人的狱中还是刑场上，都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和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他虽然尸骨未存，却在方城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永久的丰碑，方城人民永远怀念他。